因为根据2015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第99条规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常委会可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对可能与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进行违宪或违法审查的要求。
[17]杨学科，见前注[5]，第127页。这是本文从规范上解读北京都-城关系的事实依据和逻辑前提。
[43]李忠杰，见前注[13]，第44页。邓联繁：我国宪法中‘章的设置研究, 《政治与法律》2009年第12期，第58-63页。[69]王锴，见前注[5]，第172页。无论是委托对价抑或补偿，其潜在的协议基础仍在《宪法》143条。其中，城市称谓转换本身并无直接的宪法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前缀又主要指向修辞技术，故现行《宪法》143条的形成主要取决于文本载体和规范术语两方面。
在逻辑上，北京市全境皆由北京市政府管辖，即使具有首都的附加身份，也不能据此全面排除地方组织法赋予北京市政府的地域管辖权。[67]有学者认为该用语体现了首都与北京的高度重合性。[23]参见《传染病防治法》第38条第3款。
人民监督的法律保障是一个远远超出突发传染病信息发布的更大层面的任务，涉及到公民的监督权、知情权、表达权等，在那个层面上若有更好的发展，自然可以延益于此。普通人还可以发现并批评政府发布的信息有漏洞、前后不一致或明显有悖常理。在2003年非典疫情之后，我国就开始重视信息直报体系的建设。首先，这种责任设置的特点是有两个经常交织在一起的目的。
该法关于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发布警报，决定并宣布进入预警期的规定，显然与《传染病防治法》有抵牾之处。第三，应当在相当程度上依赖地市、区县层级的地方政府及其卫生部门，发挥其更有能力第一时间掌握本地突发传染病相关信息的地理优势，确保作出快速反应，以下简称为就地效能原则。
[20]《传染病防治法》第3条第4款规定：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根据传染病暴发、流行情况和危害程度，可以决定增加、减少或者调整乙类、丙类传染病病种并予以公布。[25]2013年，向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提交的《国务院关于传染病防治工作和传染病防治法实施情况的报告》也专门提及网络直报系统的成功建设。于是，关于武汉市政府是否有权力——同时也意味着是否有义务——披露信息，引起舆论广泛关注，认为其在法律上是和不是传染病疫情信息发布主体的观点，各执一词。因此，突发传染病信息的发布，并非是将科学评估后的传染病信息公之于众即可，还需要对信息发布可能引发的各种后果——如民众会有何反应、能否引起大规模恐慌、需要采取哪些阶段性应急措施、官方对应急资源的调动能力、对已有的政治、经济、社会活动会产生什么影响甚至阻碍等等——作出预判，并进行风险权衡（risk tradeoff）。
但是，即便按此解释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一是《突发事件应对法》并没有提及国务院卫生部门可以是预警责任者，与《传染病防治法》还是不一致。各地卫生部门的实际做法都是根据当地政府的要求进行发布。[41]See Lawrence O. Gostin, Public Health Law: Power, Duty, Restraint (2nd e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p.74. [42]See Anthony Giddens, supra note [33], p.5. [43]Roberta A. Johnson, supra note [38], p.74. 作者简介：沈岿，法学博士，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作为预警系统基本构成的信息反馈必须包括反馈给社会公众。
[3] 与疫情信息发布相关的，还有国家卫健委派去武汉调查的前两批专家组。[18]当然，专业层次与行政区划层级的这种水平对应，是就全国范围平均而言，并非绝对。
文章来源：《当代法学》2020年第4期。尤其是，与这些原则相关的制度运行，更多还是在政府独立决策、民众不参与的传统政治文化中，[35]还是在卫生行政部门、疾控中心、医疗机构缺乏充分独立性的治理体系中。
（2）突发传染病的预警信息由发现传染病暴发、流行即将发生或发生可能性增大的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决定公布，并由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卫生部门在预警期不间断公布传染病发展信息。今后疫情报告系统将一直延伸到街道和乡村，各医疗机构发现疫情可直接上网，把个案资料输入到传染病公共数据库，从而大大提高信息的分级享用。但是，在上报病例中，最终被诊断为人禽流感病例的仅占很小比例，而被诊断为其他病例的占大多数。由于不明原因肺炎监测的主要目的是发现SARS和人禽流感等可能造成广泛传播、对公共卫生构成严重危害、临床上主要表现为肺炎的传染性呼吸道疾病，所以，各级地方政府担心经济和社会稳定等问题而对此极其关注。若突发传染病信息发布的决策完全交由已经暴发、流行传染病的当地政府，也有可能遭遇地方本位主义的考虑，即为了地方经济、社会稳定或其他重大事项安排，而暂时隐瞒真实情况。See Roberta A.Johnson, Whistleblowing: When It Works—and Why, Lynne Rienner Publisher, Inc., 2003, pp.79-86. [39]参见孙莉玲：《基于传染病模型的网络谣言传播与控制研究》，《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第76页。
而在当下，网络为它的迅速而大面积传播提供了条件。[7] （二）区分发布的决策和发布的执行 在突发传染病信息发布这个概念之下，必须区分发布的决策和发布的执行。
摘要: 在一个复杂的、条块结合的科层官僚体系中，突发传染病信息发布的法律设置应当体现决策责任原则、集中权威原则、就地效能原则和监督矫正原则的精致结合。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传染病发生、流行趋势的预测，及时发出传染病预警，根据情况予以公布。
综上，在确定突发传染病信息发布（含预警和疫情信息发布）的真正决策主体方面，现行的法律体系是存在冲突的，也不契合现实需要，并导致对决策者缺少明白无疑的责任约束。[30]2004年至2016年，不明原因肺炎上报1666例，只有8%是人感染禽流感病例，76%被诊断为其它疾病。
其他乙类传染病和突发原因不明的传染病需要采取本法所称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的，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及时报经国务院批准后予以公布、实施。所以，为克服由此可能带来的局限，人民监督、舆论监督就成为必要的弥补和支持力量。[25]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较之原系统最大的改进是：纳入了疫情报告和检测的源头——医疗卫生机构，并实现了网络直报。[9]《传染病防治法》规定国务院卫生部门可以在传染病暴发、流行时，授权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公布传染病疫情信息。
3.不确定信息发布要求 对于因为权力过于分散而可能带来的混乱，除了前述部分重要信息发布仍归中央和省级政府、信息直报制度更加完善以外，还有一种应对方案就是在立法中对预警信息发布的性质、信息范围以及具体任务予以明确。[36]参见前引[4]，俞琴、黎诗韵文。
[23]但是，该法并未对上述四类信息的发布进行分级处理，基本都置于中央和省级层面。目前，100%的县级以上疾病预防控制机构、98%的县级以上医疗机构、94%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现了法定传染病实时网络直报，从医疗卫生机构发现、诊断后逐级报告的平均时间由直报前的5天缩短为4小时。
最后，《突发事件应对法》同《传染病防治法》在传染病预警上存在冲突。林晖、孙瑛、王全意：《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公开的进展》，《中国初级卫生保健》2012年第5期，第2页。
未来指向的则似乎是更加重要的，即我们是否可以在追究责任的过程中，发现制度的漏洞，并进行有效的填补或修缮，从而为未来重大疫情的处置积累经验。[16]参见洪梅：《新形势下公共卫生领域人才队伍建设现状分析及对策》，《中国卫生人才》2015年第2期，第79-80页。[5]例如，有观点认为，钟南山能在抵达武汉后两天就宣布新冠病毒有人传人现象，是因为他在广东遇到的病例就没有去过武汉，而是从武汉回去的家人那里感染新冠病毒，他由此已经掌握了病毒的传播链。四则，有研究表明，与传染病有关的网络谣言主要是因为政府公信力降低和权威信息公开的缺乏所致。
[27]符合不明原因肺炎定义的病例数量巨大，若都要上报，会极大地增加病例检测成本和流行病学调查成本，浪费公共卫生资源。（4）突发传染病确定暴发、流行后，传染病疫情在本地的情况，由疫情发生地的地方卫生部门和省级卫生部门发布。
发布的决策和执行可以是一体化的，即由同一机构完成，也可以分别由不同机构承担。[39]基于这四点，政府更需要利用突发传染病信息发布的授权，提高信息公开的时效性、准确性，以应对非真实信息的传播。
第二，应当更多依赖高层次和高水平的公共卫生专家和医学专家，对突发传染病所涉病毒是什么、有什么特征、需要如何应对作出权威的判断和声明，而不是依靠地市、区县层级的同行，以避免众说纷纭、意见混乱，尽管后者的判断并不一定就亚于前者，以下简称为集中权威原则。具体而言，法律的设置应当考虑以下要求： 1.分类分级发布要求 现行《传染病防治法》将传染病信息发布分为四类：一是传染病种类的确定和公布。
